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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山小種400年發展全史
添加時間:2018-9-12 21:16:51 茶葉文化 來源:admin

 

一、17世紀武夷紅茶的生產及對社會的影響


武夷正山小種紅茶自1610年由荷蘭人傳至歐洲是當作一種東方珍奇的物產傳人的。相當一一段時間并不流行,只是供宮庭、貴族、商人等上流社會享用。由于價格昂貴異常,不是一般民眾享用得起。17世紀時有記載:“倫敦市中,茶值每磅需銀100元。”1657年,英國最早的茶商托馬斯•卡洛韋出售的茶葉,每磅6~10英磅。而當時英國一個普通工人每天僅賺4便士(1英磅為20先令,240便士),因此有“擲三銀塊飲茶一盅”之說。《清代通史》載:“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也即一年清政府解除第一次海禁),東印度公司通知英商云:現時茶已通行,望每年購上好新茶五六箱運來,蓋此僅作饋贈之用。”這時紅茶已傳至英國40多年,每年僅需五六箱,可見此時紅茶尚未流行。

紅茶傳人第蘭比英國早30年,因此推廣更快些,《茶葉全書》載:“約1640年茶成為海牙社會上之時髦飲料。”但消費數量也不大。據推算在17世紀末時荷、英兩國年進口武夷茶的數量約為3萬磅(225擔)。只需750畝茶地的生產量便可達到。這樣的產量和需求對當地的經濟和社會影響是有限的。

18世紀以前歐洲人用什么價格購買武夷茶尚不清楚,但是銷價如此之高,購買價肯定不菲。這里可用1_704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在中國購買武夷茶每磅價格2先令,運到英國銷售每磅達16先令”。推算18世紀初武夷茶出口價達每擔13英磅6先令,約折銀每擔40兩。這樣優厚的價格足以推動紅茶生產不中斷。因此比社會和經濟影響更重要的意義是:武夷正山小種紅茶首次打開了中國茶葉的世界市場。《崇安縣新志》載:”武夷茶……,衰于明而復興于清。”“清興復由衰而盛,且骎骎乎由域中而流行海外,而武夷遂辟一新紀元年矣。”

二、18世紀武夷紅茶的生產及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一)18世紀武夷紅茶的生產規模急劇擴大

武夷紅茶的貿易開始急劇上升是17世紀末期。1684年清政府正式取消海禁,設立江、浙、閩、粵四海關,確定廣東之黃埔,福建之廈門,浙江之寧波,江南之云臺山為對外貿易港;英國經過兩次英荷戰爭掌握了海上霸權,開始了與荷蘭壟斷的東方茶葉貿易展開競爭,競爭的結果,導致茶價下跌;加之英國皇室推崇紅茶,導致英國社會上下興起一股飲茶之風;同時通過殖民活動,又把這股飲茶之風向世界更廣的范圍傳播。與此同時茶價大為降低,滿足了平民百姓的一般需求。英國茶價1658年每磅60先令(合3英磅),1666年是2英磅18先令,到了18世紀初便降至17先令半一磅,到18世紀50年代便只有8先令。

伴隨著茶價不斷下降,茶葉輸人量反而急劇上升。日本角山榮先生統計:1721~1750年30年間,英國東印度公司共進口武夷、工夫、小種、白毫紅茶共21633442磅,平均每年進口72l114磅(5409擔)。另一一茶葉運銷大國荷蘭在17世紀初期仍占據茶葉貿易優勢,每年應不少于此數,表明18世紀上半葉武夷紅茶平均每年銷量已愈萬擔。

18世紀的后50年,武夷紅茶的出口較上50年更是急劇增長,到1792年武夷紅茶出口約為18.35萬擔,是上世紀末年平均出口量的815倍。

18世紀關于武夷紅茶外銷大盛的記載頗多,然而需要指出的是:18世紀中國茶葉外銷中,平均80%以上都是紅茶,其他為綠茶,如熙春、松蘿等。紅茶中都是武夷紅茶,其時各種記載中,供外銷的“武夷茶”指的都是武夷紅茶。

18世紀是武夷紅茶最為輝煌的世紀,是武夷紅茶獨步天下的時期,當時有諺云:“藥不到樟樹不靈,茶不到星村不香”,反映當時各地所產的茶葉大都以星村為集散地,輸出的武夷紅茶壟斷海外市場一個多世紀。

(二)武夷紅茶外銷擴大,促進茶葉生產迅速發展,給社會經濟帶來深刻影響

隨著茶葉出口不斷增加,種茶成了當地農民一一種有利可圖的生產事業。武夷山區“自各國通商之初,番舶云集,商民偶沾其利遂至爭相幕效,漫山遍野,愈種愈多”。星村、下梅成為崇安縣茶市中心,附近各地如浦城、江西玉山等地茶均以星村為集散地“鬻茶者駢集,交易于此,多有販他處所產,學其焙法以膺充者,即武夷山人亦不能辨也”。整個武夷山區“商賈云集,窮岸僻徑,人跡絡繹,哄然成市矣”。

紅茶外銷的擴大,給當地帶來豐厚的利益,成為當時崇安的經濟源泉,“全盛時茶葉每年輸出值數百萬兩”。陶德臣先生的研究:武夷茶,1732年每擔價13至14兩,1738年是14至15兩,1751.年為15兩5錢,1754年又增至19兩。照這樣的推算,每年輸出值以200萬兩計,當時從崇安輸出的茶葉量已達10萬擔以上。

商人因茶葉致富者不在少數,乾隆時崇安下梅著名茶商鄒茂章(1704—1778)便是代表。崇安縣下梅村鄒氏族譜載:“在康熙甲戊年后(1694),由其父鄒元老率四子由南豐人閩定居崇安縣下梅里始燒炭,墾荒種茶艱辛創業,后經營武夷茶獲資百萬”。

乾隆十九年(1754)“在梅購地建宅七十多棟,所居成市”。《崇安縣新志》載:“鄒氏經商得道,去粵東,通洋艘,不與市中較銖兩,與海外交易誠信為本,洋人所至輒倍償其利,由是家家日饒裕,為閩巨室。”縣志還記載當時茶市盛況:“其時武夷茶市集崇安下梅,盛時日行300艘轉運不絕。”按竹筏每艘載300~350斤計,其日轉運量當在千擔,以當時下梅一市有如此規模,加上星村茶市,其時崇安茶葉年產量應在10萬擔以上。

紅茶外銷的急劇擴大,使正山小種紅茶的生產也不斷向外擴大,全省各地都出現仿制的武夷紅茶。1706年,釋超全在“安溪茶歌"中已表明安溪在仿制武夷茶口;道光時的《廈門志》載:“安溪、惠安出北嶺茶甚盛。”指當時有不少商人將安溪、惠安兩縣所產茶運至廣州,以武夷茶之名出售。1734年的崇安縣令劉靖在其《片刻余閑集》中寫道“外有本省邵武、江西廣信等所產之茶,黑色紅湯,土名江西烏,皆私售于星村各行。”

崇安縣周邊各縣更是卷入武夷茶的生產中,如浦城:“浦茶之佳者轉運至武夷加焙,味較勝,價亦頓增。”如政和縣,乾隆年問,政和縣令蔣周南的詩歌寫道:“小市盈筐販去多,列肆武夷山下賣,楚材晉用悵如何?"如連江縣,乾隆時有人“以火焙膺為武夷者”。其時武夷紅茶之產已遍及建屬崇安、建陽、歐寧、建安、政和、松溪、浦城7縣。但在道光以前,產茶主力縣僅為崇安、建陽、歐寧3縣,《東瀛志略》載:“茶圄閩產,然只建陽、崇安數邑。”崇安其時生產茶葉的繁榮自不必說,建陽茶葉之盛不亞于崇安:“茶山綿延百十里,寮廠林立。”然而“凡建屬之產盡冒武夷。”

武夷紅茶外銷大盛給周邊地區,乃至給中國都帶來了極大的財富。江西河口鎮在明代中期前只有兩三戶人家,清代武夷山茶大量外銷,河口鎮地處信江邊,是茶葉入鄱陽湖,再南下廣州,北上恰克圖的必經之地。武夷山茶葉在崇安星村、下梅不但匯集了該地茶戶,而且吸引了附近各縣的茶葉人市,茶商在這里精制,包裝后運至江西鉛山河口鎮,因此河口鎮又成為一個大集散地,造就了河口鎮百年的繁榮。茶箱從這里翻山越嶺到廣州達2800華里,估計運輸費占成本的1/3,使成千累萬的船夫挑夫得以糊口。而陸運至恰克圖,常常是晉商“擁資二三十萬至百萬元,每春來武夷山,將款及所購茶單,點交行車,恣所為不問,茶事畢,始結算別去。”武夷山至恰克圖5000多公里,其運輸場面極為壯觀,“駝隊駱駝常常成百上千,首尾難望,駝鈴之聲數里可聞。”

(三)英國東印度公司用鴉片交易填補英中茶葉貿易逆差,給中國社會造成嚴重后果

18世紀茶葉貿易的發展使白銀源源流人中國,在早期的中英貿易中,英國需要越來越多的茶,卻無適合中國需要的產品來交換,只得把大量的白銀運來中國購買茶葉。早年來華的英國商船,運載的白銀常常占90%以上,貨物價值不到10%。如1730年東印度公司有5艘商船來華,共載白銀582112兩,貨物只值13711兩,白銀占97.7%。據有關資料統計:1708——1760年間,東印度公司向中國出口白銀占對華出口總值的87.5%。莊國土先生估算18世紀從歐美運往中國的白銀約1.7億兩。白銀大量流人中國,在中國還一度造成“錢貴銀賤”。英國東印度公司為了扭轉白銀的流向,雖采取種種辦法均無濟于事。但最終“解決辦法終于在印度找到了”。居然使用了毒品一一鴉片。

從1773年東印度公司對鴉片實行專賣到1785年的12年中,公司從鴉片貿易中共獲利534000英磅,從1804年以后,東印度公司“必須從歐洲運往中國的現銀數量就很少,甚至全不需要。相反,印度向廣州的輸入的迅速增加,很快就使金銀倒流。”1806—1809年,約有700萬元的銀塊和銀元從中國運往印度,以彌補貿易的差額,這是英國對華出超的開始。鴉片貿易的發展,不但使金銀倒流,而且這種毒品在中國的傳播,對中國社會產牛非同尋常的影響,帶給中國人民無窮的災難。

三、19世紀以后武夷紅茶的生產和對社會的影響
(一)武夷紅茶的生產在19世紀中葉達到鼎盛

19世紀是紅茶迅猛發展的時期,武夷紅茶在這時期達到頂峰。1838年自廣州I出口的武夷茶達1.5萬噸(30萬擔),以當時紅茶平均出口比例8o%記,紅茶占24萬擔。《武夷山市志》載:清成豐四年(1854),建茶出口量650萬公斤(13萬擔),次年即增至1350萬公斤(26萬擔)。這大約是武夷山對武夷紅茶有記錄的最高出口量。雖然頂峰的1880年從福州出口紅茶635072擔,然而此時工夫紅茶已占有相當部分。

武夷紅茶的生產地區從上世紀的十余個縣,擴大至廿余縣,遍及建寧府、邵武府、延平府、泉州府、福寧府、永春州等6府州。

五口通商后在武夷茶區茶樹擴植如火如荼:“崇安星村武夷山俱由建陽至府,近來茶山愈開愈廣,深山幽谷,伐木種茶”,森林變成茶地。桐木村境內的掛墩、麻粟、雙溪口、黃泥坪、古黃坑、皮坑、半山、龍渡、先峰嶺、大竹嵐、茶東坑、活龍坑、皂栗山,桐木關外的大坑煙埠、旁皮坑、豬魔坑、余家源、蓮花燕、老廠、廟基、西坑源等,原來都是山高嶺峻無人居住的地方,處處都有人在此安家立業以開山種茶為生,久而久之,這些山高水冷之處都發展成為人煙聚集的村莊或茶廠了。現在桐木村海拔2000米的茂密森林中還能找到當時茶園的遺跡和廢棄的老茶樹,而現今茶園已退至海拔1200米以下地區,可見當年桐木茶園擴展的規模之大。當時的記載說:“自開海禁以來,閩茶之利,較從前不啻倍蓰”,農民在“茶與稻相較是茶利厚于稻多矣”的情況下,把稻田“皆改種茶”。當時的茶業生產規模很驚人,每年的茶季從江西到武夷山的采茶、制茶工往往都有萬余人。

正山范圍內以茶為生的廠戶(茶農)約有六七百戶,每年生產正山小種紅茶的產量約有30多萬斤。制茶的茶莊茶行大小約有二三十家。正山小種中心產區的桐木村,在咸豐同治年問也出了一個頗俱規模的“梁品記”茶莊。“品記”茶莊老板梁炳基為當時桐木最大的茶老板,在正山范圍計有99個茶廠,估計其產量在一二千擔,由于生產的正山小種紅茶是完全的正山貨,品質優異,每年新茶上市在福州競價拍賣時,洋買辦均以“品記”紅茶為標準,其賣價最高,其家族經營紅茶獲利巨萬,但后代花天酒地,至民國時隨著紅茶地位一落千丈,梁家也沒落了,在廟灣現僅留一廢墟。

咸豐年間,排崇安朱、潘、萬、丘四大家族之首的朱家,也以茶葉起家。《崇安縣新志》載:“清順治初,朱云龍由安徽歙縣遷崇安。咸豐中,裔孫芷江以茶葉起家,號百萬。”

(二)19世紀末武夷紅茶盛極而衰

19世紀對武夷紅茶生產影響最大的三大事件,使武夷紅茶在國際、國內、省內的影響逐漸下降。

一是19世紀初的道光年間,由于紅茶的需求急劇擴大,一些綠茶產區也開始改制紅茶,先后出現了江西、湖南、湖北紅茶產區,接著19世紀70年代安徽祁紅產區出現,各地都創出自己的品牌。武夷紅茶從上世紀為中國紅茶總稱的地位跌落,在中國外銷紅茶中的比例不斷下滑,影響逐漸降低。

二是在本世紀中后期的60年代,由于小種紅茶制法繁復,費時費工,各產區逐漸改進,簡化加工步驟,創造了工夫紅茶,隨后閩東紅茶區崛起,不僅產量超過閩北,而且在質量上也有創新。工夫紅茶的出現標志著武夷紅茶在省內的影響也在逐漸降低。

三是印度、錫蘭紅茶的崛起。對武夷紅茶,對中國紅茶影響最大的還是印錫紅茶的崛起。印錫茶出產的初期成本高昂,茶質不佳,很難打開局面,但印錫茶業幾乎為英人資本經營,實為英國茶業。而英商掌握著市場,控制著外銷大權,由于華茶對外銷的依賴,英商一方面肆意壓低茶價,另一方面在英國對華茶實行歧視性關稅,打擊華茶。在國內清政府腐敗無能,苛捐雜稅,加重茶業負擔,各國列強紛紛入侵,奪取各種特權,進一步摧殘茶業。內憂外患的國內茶業以小農經濟的落后生產方式與大規模

的先進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競爭,華茶的衰敗是不可避免的。僅60年的時間,印度紅茶輸出便在1900年首次超過華茶,結束了5000多年來華茶的壟斷地位。此后錫蘭急起直追,1917年錫蘭茶壓倒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茶業輸出國。最多的一年1920年竟是華茶輸出量的4.5倍。1918年爪哇位列中國之上,成為世界茶葉輸出國三大巨頭之一。1918年,印茶是華茶輸出的6倍,占世界茶葉總輸出的45.89%,而華茶僅占7.57%,居于微不足道的地位。

19世紀一連串的重大事件帶來的影響便是武夷紅茶生產在本世紀后半期快速跌落。雖然19世紀80年代中國紅茶外銷達到鼎盛,但茶價從70年代起便日益跌落。80年代后半期茶價跌幅更大。福建茶外銷度大,因此跌價造成的影響也更大,衰落的更早些。光緒中期“福州茶商多至虧本”,1887年福州附近100斤袋茶只售價7~8元,尚不夠工錢。1889年最為虧本,有300刀元之譜,許多人完全破產。光緒末年,閩北茶區“多有枯枝,蔓草荒蕪,人懈芟除,隙地之處,兼栽蕃薯”,“茶園十荒其八”。

清光緒后,關于正山小種紅茶的產量在《武夷山市志》中有若干年份的記載,茲錄于下:

清光緒六年(1880):桐木紅茶(包括正山小種15萬公斤,價值15萬元)

民國3年(1914):數萬公斤

民國5年(1916):2.5萬公斤

民國28年(1989):4萬公斤

民國30年(1941):0.05萬公斤。

民國36年(1947):-1.25萬公斤

民國37年(1948):0.15萬公斤

可見由光緒人民國,武夷紅茶產量大幅跌落,其在茶業市場的影響日漸式微。但福建紅茶“久為環球各國所同嗜”,即使是在英國競銷失敗后,高檔紅茶如正山小種、祁紅仍有市場,《崇安縣新志》載:英吉利人云:“武夷茶色,紅如瑪腦,質之佳過印度、錫蘭遠甚,凡以武夷山茶待客者,客必起立致敬。”“近世以來,雖因制法不良,不無受印度、錫蘭、爪哇、臺灣各茶之影響,然因土壤之宜,品質之美,終未能攘而奪之。”

解放以后,正山小種紅茶的生產逐漸得到恢復,為了保護這一特殊的茶產,茶界泰斗張天福先生曾在省政協大聲疾呼,采取有力措施扶持這一歷史名茶的生產。到20世紀90年代的1992年桐木村紅茶廠的正山小種紅茶全年已生產20.5萬公斤(4100擔),且全部出口。進入21世紀,改革開放春風勁吹,武夷山的知名度越來越大,和世界各國的交往愈來愈頻繁,歷史名茶武夷正山小種紅茶名聲逐漸又鵲起。現在桐木村的茶園已經漸漸恢復到歷史最好水平,擁有大約5000畝茶園,正山小種產量已逾4000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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